朱學勤
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如何為「撤魯」辯護？
魯迅有言，在中國即使搬動一張桌子，都可能流血,想不到這句話應驗在他自己身上。今日為搬動他自己在中學語文教材裏的幾篇文章，卻成了敏感問題，擾攘不已。
負責中學語文教科書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審顧之川出面辯解： 「有消息說中學教材裏魯迅作品減少了，實際並不是這樣」， 「過去高中三年學6篇魯迅，現在高中三年必修課是1.25學年，有3篇魯迅作品，但在剩下的選修教科書裏還有大量魯迅作品」，「加上選修課文，遠不止6篇。」
這樣的辯護有苦心，卻迴避了更為重要的歷史趨勢，難有說服力。1923年胡適首次將魯迅文章列入初中國文課外讀物，起始正常，亦見胡適之雅量。毛澤東封魯迅為當代聖人，一口氣說了三個「空前」，事情從此起變化。1949年後，最多的一套教材裏有20多篇魯迅作品，先後入選中學語文教科書的達32篇。至文革，除了馬恩列斯毛，有全集發行者唯魯氏一人，雄踞第六位。紅衛兵南北串聯，一個口袋揣「毛主席語錄」，另一個口袋揣「魯迅語錄」，幾乎成第二本「紅寶書」，此時創第四個「空前」——「盛況空前」。1976年之後社會轉型，魯迅熱降溫，在教科書中「與時俱退」，回歸正常。顧之川說魯迅作品進入選修讀物，實際上是退回1923年胡適選魯迅之起點，可謂「人間正道是滄桑」。
文學教授的激動與年青人逃魯成風
操持現當代文學者，反應比較激烈，亦可理解。此專業之特殊，在於它本身是主流意識形態早年形成期的支柱，後者在此吸收的養分遠多於其它知識門類。「革命文學」、「文學革命」，文學或許被糟蹋，革命卻直接輸入了意識形態。托洛茨基當年著《文學與革命》，說盡了此類革命如何離不開文學動員，可歌可泣，可圈可點。此專業特殊性之二，在於此專業時至今日，招收研究生之多在人文學科中可拔頭籌，入學後可讀書之少，又成反比，說是「魯學」之下次生學科，名正言順。今日「新左」出此門下者居多，並不奇怪。故而每有「退魯」話題，該專業人士總是憤懣不已。
此次有教授引南京大學《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影響力報告》，稱「中國文學論文引用前10名作者排名中，魯迅排名第一，其後才是胡適、周作人、馬克思等人。《魯迅全集》入選「改革開放30年最具影響力的300本書」。這種經由歷史沉澱而出的結論應該是迅翁作品魅力的最好驗證。」 「魯學」愛「迅翁」，天經地義，可以持續地愛，永久地愛，但後面一句結論則受限於這一學科的既定眼界，略顯狹隘。30年能證明什麼？翻一番，60年也不過彈指一瞬。若論30年能證成，那還不如拿前一個30年說事，一人獨享四「空前」，豈不更雄辯？後一個30年中國有進步，魯迅才從「空前」地位退居「300本書」以內。這是魯學之不幸，卻是魯迅之幸運，魯迅終於能回歸人間，有什麼不好？至於「中國文學論文」引用魯迅還是排列第一，那不說明魯迅有地位，只說明此專業沒出息——在多大程度上，還未退出革命後的低燒階段。
幸虧年青人不爭論。《錢江晚報》是魯迅家鄉的報紙，8月11日 報道：中學校園裏流傳著一句順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此外，北京師範大學附中的鄧虹老師告訴記者，她曾在一個理科實驗班級做過調查，42名學生，喜歡魯迅的只有6人。年青人不理會「歷史積澱而出的結論」，掉頭而去，是墮落，還是自救？換個其它話題，也許我對這一代也失望。但在「擁魯」還是「逃魯」問題上，我倒相信毛氏名言不虛，稍改一下稱呼，可讀為：「世界是他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他們的。」
是我們救「孩子」，還是「孩子」救「我們」？
在所有擁魯言論中，我重視下面這種觀點。9月14日 有新浪網署名潭飛的博客短文：
問：您覺得魯迅文章越來越不受人待見的真實原因是什麼？
問：您對魯迅文章淡出中學教材有何看法？譚：這早在意料之中，魯迅文章遲早會淡出，現在社會已經太「迅」了，需要節奏、感覺、氣質，停不下來。老「魯」鈍當然不合時宜，只有鞠躬謝幕一條路。問：您覺得魯迅文章越來越不受人待見的真實原因是什麼？譚：實話告訴你吧，大家以前愛看魯迅文章，因為總覺著他在說過去，說國民黨反動派，說智商低者，現在越看越像是在說現在，說自己，說有關方面，當然不爽了。問：《阿Q正傳》這麼經典的小說，都被取掉，到底什麼原因？譚：我認為現在的阿Q比魯迅在世時更多了，Q得也更厲害了，不僅人Q，很多部門更Q，靠著精神勝利法欺上瞞下，轉移焦點。YY中保持良好自我感覺，把悲劇當勝利，把失敗當成功。還有專司阿Q精神的部門，總是製造虛假歌頌文章，掩耳盜鈴，混淆是非。在這種情況下，每次面對《阿Q正傳》這部小說，他們會自然產生遭打耳光感，必除之而後快。
作者切中時弊，欲保留批判精神，寫得很好。只是有一點想提出來商榷：魯迅本是左翼人，可稱左翼上游，潭君痛恨的弊端惡變是這一源流的下游，以上游批下游，能得其正乎？只怕是同一條河流中踢水，即使從上向下踢，以左反左，反不出正果。當年那樣的批判是有問題的，將國家衰敗歸咎於「國民性」，從阿Q到吳媽人人有份，已經潛含「文化」要「革命」、「靈魂」要「改造」的呼喚。終於「橫掃」一切，「大批判」突起，八百萬人終遭橫死。這筆帳當然不能算到魯迅頭上，但毛澤東坦誠「我的心與魯迅是相通的」，紅衛兵「痛打落水狗」；禍首就算僅四人，四人中有三人（張、江、姚）與左聯有不解之緣；「迪克」嫌魯迅左得還不夠，30年代發雜文反對，由左聯憤青發跡，越反越左，終於修煉成60年代「春橋同志」。所有這些也是「由歷史沉澱而出」，而且不止一個30年，怎麼能迴避？
確實要批判，不僅要批判「大批判」，還要批判「大批判」之「早期批判」——三十年代左聯之文風，左聯之傳統。左病不除，魯難未已。現在不必喊魯氏名言了——「救救孩子」，是「我們」救「孩子」，還是「孩子」救「我們」？「孩子」們逃「魯」成風，不得已「自救」，「救」在成人之前。所謂「接著說」，究竟「誰」救「誰」？這才是應該「接著說」的真問題，大問題。
資料來源 BBC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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