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卓家和張家堪稱新加坡和諧傳統的典範。一個週六的午後，三代家族成員聚在同一屋檐下，吃切好的水果，喝茶，彼此陪伴。
唯一的問題是：最年輕和最年長的這兩代人幾乎無法交流。
7歲的拉韋爾(Lavell)說流利的英語和一點中文普通話，她的祖母、祖籍為中國東南部地區的劉娥嬌（Law Ngoh Kiaw），則喜歡說那裡的福建方言。因此，這祖孫倆一起看著地板上的娃娃屋時，除了隻言片語，幾乎無法交談。
「她不會說我們的閩南語，」劉娥嬌嘆息著說道，「又實在不想說普通話。」
家族內部成員之間難以交流，是新加坡政府過去數十年間在語言工程方面做出的大規模努力所結出的苦果。
以1970年代末的一系列舉措為起點，這個城邦的領導人有效地禁絕了一些中文方言——那是四分之三新加坡人的母語——為的是提倡人們使用中國的官方語言：普通話。
幾年後，就連普通話的使用範圍也被壓縮，以便給身為全球商務語言的英語讓路。
「新加坡以前就像一片語言的熱帶雨林——雜草叢生，有點混亂，但非常有活力，欣欣向榮，」新加坡的語言歷史學者陳丹楓(Tan Dan Feng)說。「現今，經過幾十年的修剪和揚棄，它成了一個以經濟作物為重心的園子：為了力爭上遊而學習英語或普通話，其餘的都沒用，因此我們就將其捨棄。」
這種對語言的壓制，及其給多代同堂家庭造成的影響，引起了廣泛的憎惡——現在政府的政策已有所軟化。
此外，今年5月，一個新的多方言電影項目得到政府的背書，教育部長親自現身電影首映式，這在幾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政府在公眾感到不滿之際放鬆限制，讓新加坡成了某種研究案例，從中可以管窺世界各地的人們如何對抗隨全球化而來的愈演愈烈的文化趨同情況。
「我開始意識到閩南語是我真正的母語，而普通話是我的後媽語言，」現年18歲、建了一個致力於保護閩南語的Facebook頁面的李軒金（Lee Xuan Jin，音）說。「而我想要了解自己真正的母親。」
對新加坡的第一代領導人來說，這種想法似乎有些感情用事。
新加坡共和國於1965年成立時的領導者，是頗具感召力的威權人物李光耀(Lee Kuan Yew)總理，他通過自學掌握了數種語言。李光耀出身於平日說英語、甚少說中文方言乃至普通話的精英階層，秉持一種受到語言學家否定的流行觀點：語言是零和遊戲，更多地使用一種語言，就無法那麼精通另一種語言。
簡而言之，他認為方言會浪費大腦有限的存儲空間，而那些空間首先應被用來存儲英語。
「他覺得既然他做不到，其他人就也做不到，」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中文系的語言歷史學者李子玲(Lee Cher Leng)教授，談及李光耀無法流利地說多種語言的情況時表示。「他覺得小孩子不宜學方言，因為那會讓他們十分困惑。」
政府當初考慮在新加坡這個多語言國家力推哪種語言時，中文普通話和英語是合乎邏輯的選擇。中國儘管遠在千裡之外，卻是大多數新加坡人的祖先的家園，而且正在開啟讓李光耀深受吸引的經濟改革。英語則是自從英國人於1819年在這裡建立貿易港口之後，新加坡精英階層一直使用的語言，而且那也是在全球文化和商業領域居於主導地位的語言。
但政府於1970年代推出相關政策的時候，無論中文普通話還是英語，都和生活在新加坡的民眾沒有太大關係。
當時和現在一樣，約7%的新加坡人來自印度南部，大多說泰米爾語。另有15%說馬來語。和現在一樣，75%的人口是華裔，他們是在多個世紀裡主要從中國南部的幾個省份遷徙過來的，尤其是福建（那裡的人說閩南語）和廣東（說粵語、潮州話和客家話）。只有2%說普通話。
儘管被政府統稱為方言，但其中一些中國語言至少像拉丁系語言那麼各不相同。政府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就如同勒令西班牙人、法國人和義大利人放棄他們從小說到大的語言，以推行葡萄牙語。
政策一波接一波地被實施。1979年，政府開啟「說普通話」運動。在一些學校裡，說方言的學生會被罰款，還得把「我不再說方言」寫上幾百遍。國人被不斷地灌輸這樣一種信息：說方言者沒有未來。
到1981年，電視和廣播幾乎被禁播所有方言節目，其中包括流行音樂。很多人由此與社會脫節。
「老年人突然無法聽懂廣播裡的任何東西，有一種失落感，」著有《成長在李光耀時代》(Growing Up in the Era of Lee Kuan Yew)的李慧敏詳細講述那幾十年間的往事時表示。該書是她最著名的作品。
隨後在1987年，為了促進新加坡三大族裔——華裔、印度裔和馬來裔——之間的團結，英語成為所有學校的主要教學語言。現今，英語幾乎是唯一的教學語言，除非是在學生學習母語的課堂上：印度裔學生學泰米爾語，馬來裔學馬來語，華裔學普通話。
英語的主導地位在政府最近開展的一項調查中顯而易見。調查顯示，新加坡人在家中最常說英語，緊隨其後的是普通話、馬來語，以及泰米爾語；只有12%的新加坡人在家中說中文方言，一個世代以前的相關數字則是50%左右。
「人們有時會說新加坡人不太擅於表達，」實踐劇場(The Theater Practice)的藝術總監郭踐紅(Kuo Jian Hong)說。「我覺得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失去了自己的母語。」實踐劇場由郭踐紅的父親，先驅劇作家和藝術活動家郭寶崑(Kuo Pao Kun)創辦。
對一些人來說，這意味著潛心學習祖先的語言。
創辦於1840年，致力於在來自福建的移民當中推廣教育、增進社會福利的社區中心福建會館(Hokkien Huay Kuan)，近幾年推出了閩南方言的課程。
不久前一個週五的傍晚，約20人坐在一間小教室裡學習「圍爐」、「祈福」、「弄龍」之類詞組的說法。其中三名學生是專門從事老年護理的醫生，想要更好地理解老年病人。其他人來上課只是出於好奇。
「我認為這是在了解我們的根，」現年34歲、在新加坡煉油業工作的伊萬·張(Ivan Cheung)說。「要了解我們的根，就必須了解方言。」
福建會館負責人方百成(Perng Peck Seng)說，這個會館也見證了政府政策的影響。他在1980年代加入之際，所有會議使用的語言都是閩南語和普通話。現在的會議語言則是英語和普通話，因為就連他所在的組織中，也甚少有誰的閩南語流利到開會時足夠用的程度。
但方百成沒有批評政府。他認為，談及語言多樣性的喪失，新加坡人自己難辭其咎。
「我覺得我們有時候太溫順了，」方百成說。「領導人聲稱，你說太多方言，會影響你在生活中成功的可能性，於是很多人就自行放棄了方言。最大的問題在於我們自己的意識。」
張彥(Ian Johnson)是《紐約時報》記者。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轉刊自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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